春秋战国“诸子百家”到底有多少类?

2017-10-17 04:04

  ]关于“诸子百家”这个说法的来历,首见于《汉书艺文志》:“诸子百八十九家。后人称为“诸子百家。”大致有、孔子、关尹、孙武、墨子、杨朱、子夏、吴起、商鞅、申不害等等。

  在春秋战国诸子的著作中,对于诸子百家就有不少论述。战国中期的《孟子滕文公》等篇论及儒、墨、杨朱以及农家许行,还有主张耕战的法家和兵家。《墨子非儒》。《庄子》的《天下》、《骈姆》等篇将诸子分为六类,提到姓名的思想家有十五六位。《荀子非十二子》把十二位思想家也分为六类来评论。《韩非子显学》主要评论儒、墨,也兼及杨朱等派别。《吕氏春秋不二》论及老聃、孔子、墨子、关尹、列子、陈(田)骈、阳生(即杨朱)、孙膑、王廖、儿良等十一位思想家的特点。

  关于“诸子百家”这个说法的来历,首见于《汉书艺文志》:“诸子百八十九家。后人称为“诸子百家。”按照时间顺序,大致有、孔子、关尹、孙武、墨子、杨朱、子夏、吴起、商鞅、申不害、许行、宋、田骈、孙膑、孟子、庄子、惠施、慎到、尹文、荀子、邹衍、韩非、公孙龙、张仪、苏秦、吕不韦、尉缭等等。

  最先将“诸子百家”归纳为“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”六家,见于西汉初期的太史公司马谈(司马迁之父)的《论六家要指》(《史记》卷130《太史公自序》)。西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在《淮南子?要略》中论述了先秦学术的发展,主要论孔子与儒者之学、墨子、管子、晏子以及“纵横修短”、“刑名之书”和“商鞅之法”。西汉末年的刘歆和东汉的班固则认为,主要有儒、道、、法、名、墨、纵横、杂、农、小说十家。有时又略去小说家,认为“其可观者,九家而已。”(《汉书》卷三十《艺文志》)

  首先是《庄子天下》诸子百家出于“六经”之说;其次是班固根据刘歆的《七略》,在《汉书?艺文志》中提出诸子出于王官之说;第三是《淮南子要略》提出诸子出于“应世之急”说。从汉代以后到近代的胡适,基本上没有突破以上三种学说。

  侯外庐认为,这三种学说,“其正误参半之处姑且不论,充其量只是对春秋战国之际诸子学说的‘所以诞生’有所探究”。(《中国思想通史》第一卷第27页,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)而其中第一种与第二种,有相通之处。主张第二种即“王官”说的班固在《汉书?艺文志》里指出,诸子百家虽各有短长,但“合其要归,亦‘六经’之支与流裔”。即是说,诸子百家的要指都是由“六经”演变出来的。而王官又是掌管“六经”的。章学诚《校雠通义》认为,《易》由太卜掌管,《书》藏于外史,《礼》保存在伯那里,《乐》隶属于司乐保管,《诗》收藏于太师之处,《春秋》储存于国史手中。可见,王官说与“六经”说,就实质而论是一样的,只不过表述的形式不同而已。《庄子?天下》指出,《诗》是用来讲明事理的,《礼》是用来讲明行为规范的,《乐》是用来表达和气舒适的,《易》是用来表达变化的,《春秋》是用来表达褒贬、定其名分的。“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,百家之学时或而道之。”即“六经”的陈迹,散入,流布民间,诸子百家往往引用称道。这段话把诸子百家思想资料的来源说得很清楚。可见,王官说与“六经”说;就其思想资料来源而论,是相同的。而《汉书?艺文志》认为,出于司徒之官,出于吏官,家出于羲和之官,法家出于理官,名家出于礼官,墨家出于清庙之守,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,杂家出于议官,农家出于农稷之官,小说家出于稗官。这里仅就思想资料的继承而言,与“六经”说是一致的。因为春秋以前“学在”,没有私人和著述之说。由此看来,“六经”说与“王官”说,“对春秋战国之际诸子学说的‘所以诞生’有所探究”,仅仅是从思想资料的来源方面来进行的。当然这远远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。因此,这两说仅从思想资料来源来对诸子百家进行分类,显然是不够的。

  以上两说在历史上颇有影响,不少名家都如此主张。如章太炎《诸子略说》主王官说,并详为之解。而胡适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有《诸子不出王官论》,赞同《淮南子?要略》的诸子出于“应世之急”说,并驳斥章太炎之说。应该说“应世之急”说所论学术之发生、发展,紧扣时代的需要,在一定程度上比仅从思想资料的来源来分类要进步。当然它本身仍有不足之处。

  侯外庐《中国思想通史》第一卷,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诸子百家的形成,突破了上述诸说的旧框框。他认为,任何新学说,其根源都深藏于经济的事实之中,因此必须从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上来论述诸子百家的起源。在西周,因为“土地既然被氏族贵族公有制支配着?国民阶级既然没有在历史上登场,则思想意识的生产……只有在氏族贵族的范围之内发展,不会走到民间。”而要打破这种格局,“唯一关键在生产方式的改变,而春秋发现了铁,则显然是此种改变的主要物质根据。同时,也因为阶级的分化,出现了私学思想家,开始了严密语义的中国古代思想史”。(《中国思想通史》第一卷第2732页)这种观点才开辟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研究的新阶段。

  司马谈把先秦诸子划分为“六家”,刘歆、班固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为“十家”或“九流”。应该说这对于春秋战国思想的研究是有贡献的。但是也应指出,这些划分并不全面。比如杨朱学派在当时思想界的影响颇大,孟子常把他们与墨家相提并论。而且杨朱与、庄子不同,其阶级立场更不一样,不宜列入,而应该是的一家。若是按“六家”或“十家”的框框来套,勉强将其归入,甚至说成是的始祖,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。而兵家在《吕氏春秋?不二》中就提到“孙膑贵势”,并与、孔子、墨子等并列。兵家的代表人物孙武、吴起、孙膑、尉缭等对后世军事史和思想史都有相当大的影响。就是当时,因为战争的频繁,兵家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。而在“六家”或“十家”中却没有兵家。《汉书?艺文志》把兵家的著作或者列入,或者列入杂家,这样归类当然是不科学的。不过,班固并未否认兵家的存在。《汉书?艺文志》指出:“兵家者,盖出古司马之职,王官之武备也”。看来他认为“诸子十家”出于王官,而把兵家作为王官之武备。然而既列纵横家而不列兵家,有点说不过去。纵横家朝秦暮楚,颇能兴风作浪。但是就其学术而言,实在谈不上,远不如兵家。因此,我们应该把兵家单独列为一家。

  还应指出,一家之中,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,他们之中有代表性的思想家,相互之间也有很大的区别。根据韩非所说,孔子死后,为八派:“有子张之儒、有子思之儒、有颜氏之儒、有孟氏之儒、有漆雕氏之儒、有仲良氏之儒、有孙氏之儒、有乐正氏之儒。”(《韩非子》卷十九《显学》)。墨子死后,墨家为三派:“有相里氏之墨,有相夫氏之墨;有邓陵氏之墨。”(《韩非子》卷十九《显学》)在八派中,子思之儒、孟氏之儒、乐正氏之儒应属一派,即思孟学派;孙氏之儒,即荀子一派。在战国时期的,影响较大的就是这两派。孟子和荀子都不是简单地继承孔子,而是各有发展。孟、荀之间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的。可见,同为,差异却相当大。也有类似的情况,稷下学宫的宋、尹文的思想和、庄子的思想颇多不同。如果以哲学的基本问题,即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作标准来分析“诸子百家”,就会发现,两者虽然同属一家,但在哲学上却往往分属不同的哲学阵营;相反,分属两家的思想家,有的在哲学上却属于同一阵营。如孟子和荀子同是,孟子哲学是主观主义的,而荀子哲学则是唯物主义的。又比如,老、庄与稷下学宫的宋、尹文,同属,但老、庄哲学偏于主义、而宋、尹文的哲学则是唯物主义的。

  虽然如此,司马谈、刘歆与班固从每一“家”的主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来分类,或“六家”或“十家”的做法,给先秦诸子的分类标准,还是提供了重要的依据,也为春秋战国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方便,所以它被后世一直沿用下来。

  春秋战国时期(公元前770前221年)的百家争鸣。其内容包括:

  ⑵百家争鸣从鲁国儒墨显学之争开始,(春秋中后期学术中心在鲁国)到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(此时已到战国中期);

  ⑶以向法家为特点的魏的西河之学;西河之学是战国时期第一个学术中心;

  ⑸齐稷下学宫的黄老之学则是的左翼;兼容并包的稷下之学,使百家争鸣发展到,《管子》一书兼容并包各家思想而以稷下黄老之学为主导思想,是其中有田齐法家、家、兵家、名家等;在争鸣中各家也相互影响;稷下之学是战国时期的第二个学术中心;

  ⑹《吕氏春秋》的杂家之学,形成战国时期的第三个学术中心;秦帝国的建立,标志着百家争鸣的结束。战国晚期秦国的“咸阳之学”,过去学术界对此很不重视,在此要特别强调,吕不韦受西河之学、稷下之学的影响,有门客三千,主持编撰《吕氏春秋》,形成杂家之学。反映诸子百家争鸣发展为相互影响和融合,与上由诸侯割据发展为秦统一天下趋势相适应。但秦始皇并未接受吕不韦杂家之学,而主要依靠法家思想和军事力量来统一六国,片面强调“耕战”,而反对文化,造成秦“二世而亡”。

  西汉统者总结秦速亡的教训,终于采纳董仲舒的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,”而形成以孔子为代表,以儒学为主体,综合道、法、、名等各家思想的中华传统文化。这对巩固封建社会起十分重要的作用。(文/孙开泰)